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嬴 族 考 略

2015-10-02 11:25:33   点击数:   发布者:逸之

 

嬴,做为地名,在中国独一无二。他又不仅仅是地名,在尧舜时期,他是族名;大禹时期他是国名;夏商周三代他是邑名;秦至唐代他又是县名。那么他是怎么形成和演变的呢?

      一、嬴族的由来与迁徙

      嬴族是东夷族的重要一支。东夷是我国古代东方人数众多的一个部落群,因位于东方故称为东夷。《说文》曰:“夷,东方之人也,从大从弓。”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云:“夷,东方之人,好战好猎,故字从大持弓。”说明当时东夷人还处在狩猎时期,对狩猎工具特重视,对制作这类工作特别擅长。由于长期的狩猎生活,东夷人对鸟特别崇拜,便发展成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团体,后来人口繁衍,随着氏族组织的分裂,东夷族分成人夷、鸟夷、郁夷三大支。其中,鸟夷的首领名少昊氏。少昊,亦作少皞,名挚,传为古代五帝之一。如《帝王世记》曰: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为三皇,少昊、高阳、高辛、唐、虞为五帝。”《稽古道统之传》则称:“三皇而后少昊,实为五帝之冠。”春秋末期,“五行”之说确立后,以“五行”标“五帝”,以化生天下万物的五行之首的“金字”标其政德,认为少昊“以金德王天下”,故又号“金天氏。”《古史考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注》及《说文解字》、《路史》等都说少昊氏为“嬴”姓。“嬴”字之中有女,有母系社会的残迹。嬴字亦写作“   ”,又明显有鸟夷的痕迹。少昊又名挚,是以鸷鸟为名。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大荒东经注云:“少昊名挚,古挚、鸷通,则此百鸟之王而名‘挚’之少昊,神话中其亦鸷鸟之属乎”袁珂《中国古代神话》亦曰:“从他(鸷)这个名字推想起来,就该大约是一只鸷鸟,如像鹰鹯之类,所以才统领了他的族类,在东方建立了这么一个鸟的王国。”其实,鸷鸟是少昊氏的图腾象征。少昊的昊字,亦作皋。据何光岳先生《东夷源流史》载:皋乃皋鸡,皋鸡即长尾鸡,雄鸡尾长者有二尺多,羽毛有银灰、白色,在阳光照耀下更加洁白美丽。鸟夷的一支以当时常见而美丽的皋鸡作为部落图腾,即少皋的图腾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郯子说:“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,凤乌适至,故纪于鸟,为鸟师而鸟名。”无疑,少昊氏是众鸟部落的联盟领袖。《帝王世纪》说他“有凤鸟之瑞,以鸟纪官。”这个凤鸟可能初期就是皋鸡的形象。《山海经·南次三经》云:凤凰“其状如鸡,五采而文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凤凰为百鸟之王。”因太皋氏以大皋鸡为图腾,风姓,风与凤通,后逐渐演化成以凤为图腾。少昊是太昊的传人,以太昊的图腾为图腾,也是很自然的。少昊建立了一个层次分明,职责明确,以鸟为图腾的具有国家性质的部落大联盟,有高超的历法知识,发明了山头纪历法与候鸟纪历法。少昊还是音乐的最早创作人,《路史·后纪》曰:少昊“作大渊之乐,以谐人神,和上下,是曰《九渊》。”《姓纂》也言:“少昊氏有六英之乐。”《前汉书·津历志》载:少昊“立土生金,故为金德,天下号曰“金天氏”。其弟“该”,又名“蓐收”,生为金正,死为金神。古代称铜为金,或可证明此时已发明了冶铜技术。其子“般”,发明了“弓矢”。

少昊所在的地望在东方。少昊的嬴姓必与泰山东侧莱芜的嬴地有关,古代人多因生地而赐姓,所谓昨土命氏,如炎帝生于姜水而姓姜,黄帝生于姬水而姓姬一样,少昊生于嬴水而必姓嬴。据《通志·氏族略·氏族序》:“居以嬴滨者赐以嬴”推断,少昊的嬴姓是因降生于嬴滨而得名。嬴滨乃嬴水之滨,嬴水既大汶河上游发源的一大支流——嬴汶河,其发源于古代嬴族的原居地,有古嬴城遗址。何光岳先生《中华姓氏源流史》一书中曰:“伯益封嬴,地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四十里的嬴,下有嬴水”。少昊出生在莱芜的嬴地,后来在鲁北一个叫穷桑的地方登上帝位,建都曲阜。今曲阜市区东北八华里的书院乡旧县村东北有“少昊陵”,呈金字塔形,系宋徽宗时令工匠用一万块石头重新修砌起来的,当地俗呼“万石山”,是一座巍峨壮观的古陵墓,被称为“中国的金字塔”。陵西有古遗址,呈现大汶口文化特征。少昊陵一带应是当时少昊建都的地方。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称他“邑于穷桑,以登帝位,都曲阜,故或谓之穷桑帝。”很多学者考证穷桑即穷山,穷山即泰山。最起码在泰山附近,或在泰山与曲阜之间,因而穷桑便成了少昊的发祥地。由于少昊率领了众鸟夷定居于物产丰富的山东泰山一带,其部落迅速繁衍,又建立了以鸟为图腾的国家,他便被东夷人尊奉为神明来崇拜。安作璋《山东通史·先秦》曰:“少昊部落以曲阜为中心,其后代遍布山东、苏北、皖北及豫东地区,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,但主要在山东境内。”丰富灿烂的大汶口文化,很可能是东夷人创造的文化。根据大汶口文化的分布特点和规律,东夷人是山东的土著,山东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,以后逐步扩展到西部和南部地区。海岱地区特别是汶泗流域是东夷人的发祥地,也是东夷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。大汶口文化是认识东夷少昊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的物质支持,是古代东夷的物质文化。古代以嬴为姓的国家有50多个,分布在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,但以山东居多,如嬴、郯、谭、莒、费、奄、菟裘等,由嬴衍化出来的姓氏有120多个,如秦、赵、江、黄、徐、葛、沈、梁、马、穆、宁、金等。

      少昊之后嬴姓的传人叫伯益,伯益一作伯翳、柏翳、翳,翳即  鸟,也明显带有鸟夷的痕迹,属少昊的嫡传。《广雅》云:“翳鸟、鸾鸟,凤凰之属者”,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云:“  身有五采,而文如凤,凤类也。”郭璞《图赞》也曰:“五采之鸟,飞蔽一乡,翳为凤属,有道翔集”。伯益嬴姓,是继承了少昊的嬴姓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曰:“佐舜调驯鸟兽,鸟兽多驯服,是为柏翳,舜赐姓嬴氏。”《路史·后纪七》说他“能训鸟兽,知其语言,以服事虞夏,始食于嬴,为嬴氏。”舜也赐他嬴姓,是命他担任嬴姓部落的领袖。随着氏族部落群的繁衍与分布,以及夷夏之间的冲突与融和,部族之间开始迁徙,以伯益为首的嬴姓,则奉伯益为祖,其后裔有的留在山东,有的南迁淮水,或向西迁。有一支西迁至山西、陕西、甘肃一带,并在那里发展起来,建立了赵国和秦国。秦、赵嬴姓,源于少昊,出于伯益。袁珂《中国古代神话》载:“舜帝爷欢喜,就把姚姓的一个姑娘嫁给他(《史记·秦本纪》:“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”),赐他姓嬴,据说,他后来就成了秦国王族的祖先。”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正义说:“益,伯翳也,秦赵之祖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太史公曰:“秦之先为嬴姓,其后分封,以国为姓。”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:“维秦之先,伯翳佐禹。”《辞源》曰:“秦,嬴姓”。《齐鲁文化大辞典·科技》载:“伯益,夏代东夷族首领,嬴姓各支嫡系祖先”。出于溯本求源与敦亲睦族的愿望,秦人对少昊的祀典特别隆重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:“秦襄公攻戎救周,始列为诸侯,襄公即侯,居西垂,自以为主少昊之祀。”能建功立业,兴邦安国,秦襄公虽居西垂,但没有忘记这位东方的先祖。

      相传伯益善于畜牧、狩猎,并发明了凿井之术,在舜帝时就担任“虞”的职务,掌管山林川泽。据《尚书·舜典》载,佥向舜帝推荐益作“虞”,管“上下草木鸟兽”。《凤洲纲鉴会纂·虞纪》载:“益为朕虞,治山泽。”当时,与益同朝为官的还有:禹任司空(司工),契为司徒,弃为农官,皋陶为士(司法),垂为共工,伯夷为礼官,  为乐官,龙为谏官。后来,大禹接任舜为帝后,皋陶和伯益,都成为禹的重臣。益辅佐大禹治水,因功被选为继承人,《凤洲纲鉴会纂·夏纪》曰:“禹任皋陶、益以国政”,“禹尝荐益于天”。益之所以能得到禹的垂青,不仅仅是靠他的管理才能,他的政治主张也很受禹的赞赏。他曾告诫大禹“儆戒无虞,罔失法度,罔游于逸,罔淫于乐。任贤勿贰,去邪勿疑,疑谋勿成,百志惟熙。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,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。无怠无荒,四夷来王。”在禹征“三苗”之时,益称赞禹“维德动天,无远弗届。满招损,谦受益,时乃天道。”大禹从中悟出了道理,于是“班师振旅,诞敷文德,舞干羽于两阶,七旬有苗格”。从中可以看出伯益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。

      大禹晚年曾“荐益于天”,大禹死后,按《史记·夏本纪》的记载:“益让帝禹之子启,而避居箕山之阳,禹子启贤,天下属意焉。及禹崩,虽授益,益之佐禹日浅,天下未洽,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,”这种纪述显然受正统的禅让思想的影响,为了给启继承帝位一个合法性解释而将伯益的功绩一笔抹杀。其言益“佐禹日浅”之说,不符合事实,伯益为两朝元老,舜时,伯益就与大禹同属舜的大臣,禹继位后,益又是禹的股肱之臣,立下了汗马功劳,不然禹怎么会“荐益于天”、“以天下授益”?怎么能言“佐禹日浅”呢?另外,《晋书·束皙传》引《竹书纪年》云:“益干启位,启杀之”的说法,也不令人信服,启杀益是真,但“益干启位”不合道理,大禹本意想“传位于益”,而启夺益位,实际上是“启干益位”,怎么能说“益干启位”呢?然而一些非正统思想人物的非正史记载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,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云:“古者禹死,将传天下于益,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”,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云:“禹授益而以启为吏,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,传之益也,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,”屈原《天问》中也有“启代益作后”之言。很明显,在禹的晚年,启已羽翼丰满,结成“支党”,实际控制了朝中大权,又利用了人们对禹的尊崇,在禹崩益将继位的时刻,与朋党将益攻杀,使禅让制度变成了世袭制,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。当时的斗争一定很激烈,不仅夷夏之间从此结怨,发生分裂,就连大禹的同姓有扈氏,对启篡夺益位极为不满,坚决反对,启便与有扈氏大战于甘,毫不留情地消灭了有扈氏。

      伯益的原居地“嬴”,在泰山以东的莱芜市境内,这是中国唯一以“嬴”命名的地名。今莱芜市城西北城子县村,从秦代就设县建城,延续到北魏,而秦代的嬴县,是在春秋嬴邑的基础上设立的。从《左传》关于鲁桓公三年(公元前709年)最早直接记述“嬴”开始,至北魏将县城北移南文字村止,嬴邑、嬴县一直在此延续了一千多年。嬴邑之前,追溯到虞夏时期,此地应是伯益的食邑和活动地。这有两种可能,一是直接继承了东夷族的领地,“始食于嬴”。二是帝舜或帝禹赐给他的封地。舜与禹确实赐给了伯益封地,《越绝书·吴内传》曰:“益与禹臣于舜,舜传至禹,荐益而封之百里。”又据明王世贞《凤洲纲鉴会纂·夏帝启纪》注曰:“初禹荐益,而封之百里。”另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、副研究员何光岳先生研究考证:“伯益的所在地,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四十里(按:正是嬴城古址)的嬴,南面有嬴水,都因嬴族居此而得名。这里邻近少昊之墟,是鸟夷分布的中心地带。”湖南社科院的何汉文先生《嬴秦人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》一文也指出:“伯益当时的分土,自然是山东故嬴县一带,亦即见于《春秋》之嬴邑的起源。”另据泰安师范苏廷光先生《汶河流域的古代文明》一文载:“在现今的莱芜境内,在春秋以前或更早的原始社会,就至少已经存在两个文化发展中心,一个是在嬴汶河中游的弯曲部,即羊里公社的‘城子县村’附近,也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嬴邑。在原始社会晚期以及夏商时期的东夷族中有不少氏国灭掉后,才用以名邑的。”再者,从莱芜地名考察,位于莱城西北15公里、羊里东南2.5公里的嬴城故址城子县村南不远处有个“仪封村”,从明嘉靖《莱芜县志·地理志·形胜篇·乡保章》中就有“仪封村”,因“义”与“益”同音,很可能义封就是指伯益的封地,即现在的“义封”很可能就是当时的“益封”。再向南延伸到“封丘村”,也当与此有关。城子县村以东、莱城以北的“古城村”,古属于嬴地,据传曾名“古嬴”,后谐音“古城”,村内东亭封遗址,曾发现大量文物遗存。

      二、嬴国、嬴邑与嬴县沿革

      嬴国,为东方古国之一,罗泌《路史·少昊后嬴姓国》曰:嬴,“  也,翳能繁物而封”。这个时期应当是虞舜时期。此时的封国,实际上是具有封土性质的氏族部落。商代,嬴的后裔或一枝建立了盈国,乃东方诸候国之一,《逸周书·作  解》记述周公东征时有“凡征熊、盈十有七国”的记载;又载:“三叔及殷东徐、奄及熊、盈以畔”。周成王时青铜器《保卤》铭文中所载:“殷东国五侯”即有盈。古代盈、嬴二字通用,盈即嬴。《路史·少昊后嬴姓国》载:盈,“嬴之枝”,《中国姓氏大全》亦曰:“盈,出自嬴姓。”苏廷光先生《汶河流域的古代文明》一文,关于“嬴邑很可能是东夷人建立的古嬴国。”“象莱芜的嬴……等古邑,原来都可能是些古国”的认为是有其渊源和出处的。嬴国被周或齐灭后,才降为春秋时的齐嬴邑。

      春秋的嬴为齐邑。这一时期,关于嬴的记载不绝于书。如《左传·桓公三年》(前709年)“公会齐侯于嬴”;“吴季札使齐,其子死,葬嬴博之间”;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(前484年)“公会吴子伐齐,五月克博,壬申(9日)至于嬴;鲁哀公十五年(前480年)“公孙宿以其甲兵入嬴”;周赧王元年(前314年)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“孟子自齐葬(母)于鲁,反于齐,止于嬴”;周赧王三十年(前284年)“嬴博之间地裂及泉”等等。

      秦代实行郡县制,在境内设立嬴县,归济北郡(郡治博阳,故址在今泰安市岱岳区旧县村)管辖。嬴县治嬴邑,故址在今莱城西北16公里的嬴汶河西岸的城子县村。

      西汉实行郡国制,郡、国并行,嬴县属泰山郡,当时泰山郡领县、侯国24。汉军灌婴曾与齐国田横战于嬴下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嬴有铁官”,负责钢铁冶炼的管理,此时“嬴铁”著称于世。

      东汉,嬴县仍归泰山郡。此时泰山郡领县、侯国12。东汉末年,曾因曹操表奏,在嬴县设立“嬴郡”,辖五县,以糜竺为嬴郡太守,后麋竺弃官随刘备入蜀,不久嬴郡撤除。汉将陈俊为泰山太守时,曾与拥有齐地的张步“遣其将击俊,战于嬴下”。

      三国时,嬴县属于魏地。

      晋魏(公元220)建立后,嬴县等十一县同属兖州泰山郡。

      西晋时(公元265-316)嬴县等十一县同属兖州泰山郡。

      北魏时(公元386)嬴县等六县同属兖州泰山郡。

    《魏书·地形志》在嬴县条下注有:“马耳山祠、汶水出焉、唐阜、嬴(故城)、铜治山。”。此时,嬴县县城东移,其址应在老嬴城的周围或附近。

      宋武帝刘裕(公元420-479)恢复兖州后,嬴等八县同属兖州泰山郡。

      南北朝(宋)(公元420-479)撤销西汉时设在淄川区城子庄的莱芜县,其辖地分别划给嬴、牟和贝丘(故址在淄川)三县。

      刘宋末年(公元479)嬴等六县属兖州泰山郡。

      隋初嬴与博、梁父(故址在今泰天宝镇古城村)等县改隶鲁郡。其间于开皇十六年(公元596)曾从嬴县分置牟城县,大业初又将牟城县并入嬴县。

      唐武德五年(公元621)于博城(泰安东南旧县村)置东泰州,领嬴、博、岱、梁父、县五县。至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,东泰州废,复属兖州。嬴县并入博城。从此嬴县再未复置。

      三、嬴的地望及嬴姓

      关于嬴邑和嬴县古城的所在地,《水经注》曰:“汶出原山(在莱芜),西南过嬴县故城。”《括地志》云:“嬴县古城在博县(故址在今泰安东南旧县村)东北百里许。”按此里程,位置正与今城子县村嬴城遗址相合。

      关于莱芜是古嬴县的历史记载在地方资料中很多见,如《唐经幢铭文》有:“夫莱芜者,即古嬴城”“莱芜古城,昔之嬴县”。元《东岳行宫重修碑记》有“今夫莱芜,古之嬴邑”;元《和公德政碑》有“莱芜古嬴是己,灸齐鲁之遗风”;元《重修金堂禅寺之记碑》曰:“泰山之东百二十里,有县曰莱芜,北面曰嬴城县”。明正德年间儒学训导毛冕《老君堂记》曰:“余惟今之莱芜,即古之嬴邑也”;明嘉靖《莱芜县志·沿革》载:“莱,古之嬴地”;明代知县陈甘雨也有“余阅篆古嬴”,明雪蓑《哭董空壸贤弟俚言三章》诗中有:“抱瑶琴傍古嬴”,明林建邦《复仙人堂记》中有:城南九里有祠曰“嬴山古迹”;明代王藩墓志铭载:“六愚居士,太守守身,公之子也,嬴著姓,家世业儒”;明代重修圣井寺记中记到:寺切近嬴城,迤西南三十里”。清康熙《莱芜县志》中殷士儋所撰《邑承王公去思碑》文中有:“莱芜,古嬴也”;清代栖霞文人牟愿相《见古嬴张十二》诗有:“当年只合嬴城住”等等。民国《续修莱芜县志》载:“嬴故城,在今县治西北四十里城子庄也。”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载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史为乐先生编辑的嬴和嬴县辞条:“嬴,春秋齐邑,在今莱芜市西北;嬴县,春秋齐邑,秦置县,治今山东莱芜市西北(按;羊里镇城子县村)。”据《莱芜文物》(稿本)和《莱芜地名志》(稿本)记载:嬴城遗址在今莱城西北嬴汶河西岸16公里的城子县村。其村西有仓上村,传为嬴的粮仓;村西南为营子村,传为守嬴驻军营房;村南大曾,有墓群,可能是嬴县的墓地;村南还有烽火台一座。在嬴城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石斧、石磨棒、石锛、石纺轮,并出土商代青铜器  、爵等器物。

      关于嬴姓,陈明远、汪宗虎所著《中国姓氏大全》曰:“相传为少昊之后,周代秦国为嬴姓。”据已查到的文献记载, 除了伯益十七世孙非子叫秦嬴和秦始皇叫嬴政外,秦襄公时有女弟缪嬴,为周平王妻;秦穆公之女曰伯嬴,楚平王夫人,楚昭王之母;齐桓公六位夫人之一叫葛嬴;鲁文公次妃秦女曰敬嬴;晋襄公之母曰“文嬴”,其夫人曰穆嬴;怀嬴为秦穆公之女,晋惠公太子妃;秦景公时有大将嬴詹;东汉有嬴咨;汉代还有嬴公,东平人,为昭帝谏大夫,曾师董仲舒,治公羊春秋,守师法不失。康熙在《过汶河》诗中写道:“长是范冉贫何碍,守学嬴公术不纡”;《汉书·党锢传》有嬴洛。汉以后直接姓嬴的较少,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二:一是秦时,除了秦始皇以外,为避帝讳,无人敢姓嬴。二是秦以后,历代把秦始皇当作暴君,其后代当然不愿姓嬴。所以嬴姓多演化成其他姓氏。

      四、嬴与秦之渊源

      据《史记》记载,伯益之后,昭著于青史的在殷商时期有其六世孙费昌。《凤洲纲鉴会纂·成汤纪》曰:“费昌,归商为御,秦族始此。”费昌为帝王驾车,肯定是受到宠信。还有其六代孙中衍,史称他“鸟身人言,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,吉,遂致使御而妻之。自太戊以下,中衍之后遂世有功,以佐殷国,故嬴姓多显,遂为诸侯。”中衍子承父业,为商帝太戊驾车,同样受到赏识和重用。伯益的十五世孙,即季胜的曾孙造父,也因善御而受到周缪王的宠幸,以赵城封造父,造父族由此为赵氏,也是嬴姓的后代。但伯益之后真正继承嬴姓的是其十七世孙即大骆之子非子。周孝王曾说:“昔伯益为舜主畜,畜多息,故有土,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,朕其分土为附庸。”于是让非子“邑之秦(今甘肃清水县),使复续嬴氏祀,号曰秦嬴。”原来,大骆和非子居住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一个古时叫犬丘的地方,非子为周孝王负责养马,马大蕃息,从而受到周孝王的青睐。因为马不仅是当时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,也是重要的军事装备。约在公元前845年后,西戎反周王室,灭犬丘大骆之族。周宣王以伯益的二十代孙秦仲为大夫,诛西戎,秦仲在这次诛伐中牺牲。为报此仇,周宣王召秦仲之子秦庄公兄弟五人,与兵七千,去伐西戎,大破之。周宣王复予秦仲后,及其先大骆之地(即犬丘)并有之,为西垂大夫。秦庄公居故西犬丘。秦国的建立在东周之初。建国之功,应为伯益的二十二世孙秦襄公,他救周有功,率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,周平王封其为诸侯,赐之岐山以西之地,从此秦国作为周的诸侯国(襄公二年徙都   ,故址在今陕西陇县东南三里),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。伯益之后第二十二世,算是在西方立稳了脚跟。《史记·索隐述赞》对秦的先祖作了如下颂述:“柏翳佐舜,皂游是旌;蜚廉事纣,石椁斯营;造父善驭,封之赵城;非子息马,厥号秦嬴;礼乐射御,西垂有声;襄公救周,始命列国。”真正令秦襄公骄傲和继承他的事业的是他的二十五代孙,即伯益的四十六代孙秦始皇。

      秦始皇,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,因其父亲秦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,故姓赵氏,名政,十三岁代立秦王。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,吞并六国之后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,确立皇帝称号,自称始皇帝,废封建、立郡县,统一法律、度量衡、货币和文字,筑长城以防匈奴,修驰道以畅交通,成为千古第一帝,秦始皇继位后,与嬴的渊源和怀嬴情结大体体现在六个方面:

      (一)复嬴姓。秦始皇从灵魂深处扎下了嬴根,在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嬴的元素。他出生时在赵国,姓赵名政;他13岁即位,称秦王政;26年统一天下后,即宣布自己姓嬴名政,承认自己的嬴的血统、嬴的后代。可以说伯益之后显嬴的有三个时期、三个人物,一是殷商的中衍,二是周朝的非子(秦嬴),三就是秦王嬴政。

      (二)设嬴县。秦朝统一后,实行郡县制,全国设36郡,继增至40郡,最后达到46郡。山东境内先后有11郡,在济北郡(郡治博阳)设立嬴县。秦始皇为什么不把嬴县设在其他郡?为什么不设在其出生地邯郸?为什么不设在大骆的居地犬丘?为什么不设在非子的封地秦城?为什么不设在秦襄公之都  城的附近?为什么不设在他所在的都城(咸阳)周围,而设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东方泰山附近?很明显,因为这是嬴的始祖少昊与伯益的所在地,是嬴族的发祥地,是嬴族的祖根。

      (三)东巡颂秦德、寻嬴根。秦始皇在位五次出巡,三次到山东,初次东巡即登封泰山。据《史记》记载: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县,先到邹县的峄山,然后登封泰山,禅梁父山。之后东去黄睡二县,以及成山角和琅琊台与之罘岛。对于这次东巡,许多史学家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政治原因,二是访仙求长生不老之药。我认为除此以外,还应当有一个重要原因,按今天的话说,就是寻根问祖。

      关于政治原因:秦灭六国之后,虽然有些不稳定的因素,但以秦灭六国的力量来说,对付叛乱不成问题,也就是说,强大的六国都能消灭,即便有小小的叛乱,何劳始皇御驾亲征?在秦峄山刻辞中即有“乃今皇帝,壹家天下,兵不复起”的记载;泰山刻石有“初并天下,罔不宾服”语;在琅琊刻辞中有“今皇帝并一海内,以为郡县,天下和平”之句,可见秦始皇并不单是因为惧怕东方叛乱才出巡以震慑六国残余势力,即所谓“东游以厌(镇)之”的。

      关于访仙和求长生不老之药,乃是始皇东巡琅琊才发生的事。当时齐人徐福等上书,言“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文、瀛州,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,与童男女求之。”另外,此行还遇到了方士安期生,始皇“与语三日夜,赐金壁值数千万。”正是因为东巡与方士的交谈后,才勾起或迎合了他觅仙药、求长生的欲望。

      秦始皇初次东巡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颂秦德、寻秦根。秦始皇把一个“诸候各守其封域,或朝或否,相侵暴乱,残伐不止”的六国统一起来,使其国土变成“西涉流沙,南尽北户,东有东海,北过大夏,人迹所至,无不臣者”的大秦国,他认为“功盖五帝,泽及牛马”,“古之五帝三王,知教不同,法度不明,假威鬼神,以欺远方,实不称名。”(《琅琊刻辞》)因此秦朝的功德应能感天动地,故而可以封天禅地。在邹县他“祠邹峄山,颂秦功业”之后,与鲁诸生议,登泰山刻石颂秦德,及封禅望祭山川之事。“乃遂上泰山,立石,封,祠祀”;下山之后又禅梁父。登完成山头、之罘岛后,又“立石颂秦德焉而去”。在琅琊玩得很高兴,“大乐之,留三月”,“作琅琊台,立石刻,颂秦德,明得意。”《史记》中这些记载证明他所到之处,念念不忘的就是颂秦德。在歌颂秦德的时候,当然不会忘记秦的根基,秦的故里,也就是嬴。峄山,在少昊氏的发祥地不远;越往北行,距嬴的发祥地越近,他站在泰山上东望,就可以望到伯益的发祥地。从东巡峄山、泰山、琅琊诸刻石看,“颂秦德”溢于言表、显而又显,但寻祖根却是隐隐约约。但从《泰山刻石》的字里行间,还是能发现蛛丝马迹,刻辞曰:“登兹泰山,周览东极,从臣思迹,本原事业,祗诵功德”。的确,能统一六国、能登上泰山封禅,不仅感天谢地,也是饮水思源,对其先祖少昊、皋陶、伯益的一种告慰。以后的东巡刻石又提到要“追诵本始”,要“本原事迹”。秦始皇是否在封禅时同时封祀少昊、皋陶、伯益呢,因“封藏皆秘之,世不得而记也”。也许他真地这么做过。

      此外,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秦始皇对山东的感情不一般,和在其他地方不一样。从四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。一是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载: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年)首次到山东,一路从峄山过来,登上泰山。“立石,封,祠祀”,然后“下,风雨暴至,休于树下,因封其树为五大夫”。二是,秦始皇从泰山东去,从黄  二县去成山头(荣城市)、之罘岛(烟台),之后登琅琊台(胶南),大乐之,留三月,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。当时有一名叫徐福的方士上书,言:“海中有三神山,名蓬莱、方丈、瀛州,仙人居之,请得斋戒,与童男童女求之。”于是,(始皇)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,入海求仙。不料,徐福求仙不得,只好骗他,回来说仙人没有见到,仙药没有求到,原因是在海上遇到蛟鱼阻拦,必须由皇上亲自射杀蛟鱼,然后才能再去。果然,秦始皇在东海射杀一条蛟鱼,又命徐福前往,徐福一去不返,漂流日本。此事在始皇初游海上七年之后即始皇三十五年(前212年),他曾感慨而又惋惜地说:“徐福等费以数万计,终不得药”,实际是上了徐福的当,受到徐福的骗。三是秦始皇在海上没有见到神仙,亦未求到仙药,于是“还,过彭城(故址在徐州所里县),斋戒祷祠,欲出周鼎泗水。(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秦灭周,周之九鼎入秦,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。”《史记·正义》:“秦昭王取九鼎,其一飞入泗水,余八入于秦中。”)使千人没水求之,弗得。”四是,始皇在泗水没有打捞到周之九鼎,于是“浮江,至湘山(今湘阴北五十里青草山)祠,逢大风,几不得渡,闻舜妻湘妃(尧之二女,名娥皇、女英)葬此,大怒,使刑徒三干人,皆伐湘山,赭其山。”通过以上论述说明,始皇在山东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,如:遇暴雨、求仙人与仙药不成、捞鼎不得,但终未发作,当行到湖南却大发雷霆。同样是遇风雨,在泰山遇风雨,不但不伐树木,反而封树为五大夫(官阶);而到湘山,则“皆伐湘山,赭其山”。反差如此之大,说明什么?原因大约有两点,一是,他可能认为舜是黄帝族系,而秦始皇则是少昊族系,不是同祖同根。二是,山东是秦始皇登泰山、禅梁父、会仙人、求仙药、寻祖根的地方,是发自内心的值得敬颂的地方。

    (四)重用蒙氏父子。秦始皇对山东祖居地的情感,从重用蒙氏父子也可略见一斑。秦始皇的大将蒙  、蒙武、蒙恬的祖根是蒙阴。蒙,即蒙族,以  鸟为图腾。《禹贡》曰:“蒙羽其艺”。早在夏商时期,蒙部族曾是东夷集团部落首领,古称“东蒙主”。《风俗通义》有:“东蒙主以蒙山为氏。”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“(鲁)公会齐侯盟于蒙。”杜预曰:“故蒙阴城是也。”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卷一“蒙”辞条之下有:“蒙,秦将蒙  及其子(子孙)蒙恬、毅,中庶子蒙嘉,皆鲁(当时蒙阴归过鲁国)人之后”;《史记·索隐》曰:“蒙  ,齐(蒙阴也曾经归过齐国)人,蒙武之父,蒙恬之祖”。蒙  、蒙武、蒙恬都曾在秦朝世代为官,位极将军,蒙恬又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,伐胡人,筑长城,立下了汗马之功。嬴、蒙两族都是东夷族鸟夷,且又相距很近,按今天的话说是“老乡”。不知当年秦始皇是否与蒙恬论过“老乡”,但他们君臣之间确实有某种默契。这种默契也许就是同乡、同根的缘故。

      (五)邂逅仙人安期生。谈到秦始皇与嬴的关系,还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,那就是秦汉之际的方仙道代表人物安期生。据刘向的《列仙传》等记载:他是秦琅琊(今胶南)阜乡人,曾卖药海上,师从河上丈人学习黄老之术,时人皆言干岁翁,秦始皇东游曾与语三日夜,大悦之,赐金壁值数千万,皆置之而去,留书与赤玉舄(音鹊,意喜鹊)为报,曰:后数十年,求我于蓬莱山下。后始皇遣人入海求之不可得,立祠阜乡亭边十数处。春秋末楚汉之争中曾游说项羽,羽不能用其策,遂辞去,修道养生,,收徒授方。其知名传人有毛翕公,乐瑕公、乐臣公、盖公和后来成为齐国之相的曹参。著名弟子有李少君,李曾对汉武帝说:“安期生,仙者,合则见人,不合则隐”。安期生对秦汉燕齐方士活动、方仙道的形成以及秦皇汉武屡遣方士入海求“蓬莱仙者”和长生不老之药影响很大。

      安期生当时隐身修道,即在今莱城南凤凰山和仙人山上。仙人山与泰山相距不远,又属泰山山脉,因此许多有关泰山的诗亦涉及仙人山与安期生。如唐李白《泰山吟》中有:“终当遇安期,于此炼玉液”[据《太平广记》引《神仙传》云:太真夫人于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中(应为莱芜仙人山北朝阳洞)谓和君贤曰:“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,其方秘要,立可得用,………明日安期当来,吾当以汝附嘱焉,与相随稍久,其术必传”]句;明代王世贞《登泰山三首》吟道:“还应五岳都游遍,乞取安期大枣尝。”同时代的张程《登岱四首》中“天门自在云深处,倘遇安期为启扉”句。公鼐在《登蒙山赋》中写到:“安期之所延伫,偓佺之所听营”。清代道士谷山《春日登览》诗中写道:“那须采芝术,直赴上仙期。”牟愿相《泰山下吟》亦有“秦皇汉武抑何愚,异遇仙人山之隅”句;张梅亭《题汶源书院》一诗赞曰:“飞舄仙人去不还,风流亦自照莱山。”民国东吴场圻《夜宿泰山下望玉皇阁》诗中吟道:“会当寻安期,长跪求丹液。”

      有关安期生在莱芜活动的地方史志资料也很多。据明嘉靖《莱芜县志·古迹》载:“安仙寺,安期生寓炼于此,知县陈甘雨塑其像,匾曰:“蓬玄寓炼”。该志八景中“凤岩仙踪”云:“在县南二十里,状如凤凰,安期生尝修炼于此”。《莱芜县志·仙迹》记载:“安期生,修炼于县之南山,因名仙人山,旧有仙人堂,今废。”明代县儒学训导毛冕在《老君堂记》中写道:“考安期真人,秦人也,隐居是邑凤凰山下,修炼吐纳,遂以成仙。”元曾文秀《重修安期真人祠祀》曰:“凤凰之山,有古仙人堂,父老相传,以为真人安期生也。”据元《重修安期真人观记》曰:“及观断碑,有汉、唐篆文,略载安期真人之事。”明代林建邦《复仙人堂记》亦曰:“因历览唐宋元三朝碑墨,言安仙者甚祥”。汉碑今天已经见不到了,但唐代节度判官侍中侍御史韩翊所立碑文仍在。宋建隆三年(公元960年)的碑刻,民国时还有。如今,仙人山、凤凰山、老君堂、安仙村一带仍有其遗址和传说。白马峪村北一条小溪中,至今还留有与安期生有关的大字摩崖石刻篆书“仙溪”二字。元代,铁冶都提举司把安期生作为主管冶炼的神灵进行主祀,从祀的有“从革侯”和他的女儿“火神娘子”。据大德二年(公元1300年)曾文秀《重修安期真人祠祀》载:“每岁例以季秋率僚属奔走祠下享以牢,礼成而后兴役。”另据元至正二年(公元1342年)《重修安期真人观记》载:“圣朝自立司公来,每岁致祷于祠,柴望之礼必先于斯。”明代以前,对仙人安期生祠、堂、观的维修和祭祀从未断过,而且香火旺盛。

      安期生修炼的仙人山,就在新甫山下,而新甫山下就有秦始皇东巡驻跸的遗迹。据《增修新泰县志·八景》“新甫拥翠”条下载:“高峰前有云孤(谷)寺,秦始皇封禅泰山东巡驻跸。”明代新泰知县赵希  《春日登新甫山诗》中有“问俗久传秦禅地,逢人争道汉离宫。”高如山《登新甫山》诗中也有“秦皇旧迹烟霞锁,汉帝遗宫草木愁”的诗句。以上列举的这些诗文说明安期生曾在莱芜修炼过,而秦始皇东巡也在莱芜附近驻跸过,并和安期生有着某些联系,他们之间三天三夜的谈话我们不得而知,但安期生确实影响了秦始皇,而他自己也在秦始皇的祖居地吐纳修炼,得道成仙。

      另外,秦始皇屡遣方士入海中求仙,很可能受安期生的诱导,把“三神山”或“五神山”做为“祖洲”寻访,因为诸神山所居之人都是东夷人,都是少昊伯益之后。战国时期形势混乱,思想活跃,学家倍出,“五行之说”、“方仙”之说开始流行,一些东夷后裔便假托神仙。最早记载是“五神山”,系战国齐宣王时列御寇所著的《列子·汤问》曰:“渤海之东,不知几亿万里……其中有五山焉,一曰岱舆,二曰员峤,三曰方壶,四曰瀛洲,五曰蓬莱……于是岱舆、员峤二山流于北极,沉于大海。”宋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五神山歌曰:“岱舆员峤沉洪畴”。五神山之中的岱舆、员峤沉没后,五神山便剩下三神山。汉司马迁《史纪·秦始皇本纪》曰:“齐人徐福等上书,言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仙人居之。”这些山名,均与东夷有关,如岱,是泰山的别称,《说文》曰:“岱,泰山也”,《禹贡》:“海岱惟青洲”的岱也是指泰山,泰山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地带,也是嬴姓的发源地。员峤,亦为少昊或少昊之后居住,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言少昊:“实惟员神石磈氏之宫”,员峤即员神居住的高山。王献堂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对三神山的名称做了明确的诠释,其曰:“风姓之族,本在东方”,“蓬莱犹风来,为风莱二族,合名之地,古代风夷为东方九夷之一”。“为什么叫蓬莱,这是因为蓬族和莱族共居,同为此名,和前面说的莱芜例同”。另外,蓬亦即逢,音同形近,逢为商代伯陵所封之地,在齐国。《左传》载昭公二十年,齐相晏婴指薄姑城(今博兴)曰: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,季萴因之,有逢伯陵因之,而后太公因之”。说明逢伯陵继承了东夷人爽鸠氏和季萴氏,商末周初国被灭,姜太公又继伯陵之后占有齐国。爽鸠亦即鶆鸠。蓬莱实行上是逢、来二族的组合,就和后来的来、牟演变成莱芜一样。“方壶即风壶,风族所居湖山也”“壶即湖,方壶即方湖,蓬湖、嬴湖亦然”,“瀛即嬴……谓嬴族所居湖山也”“其言瀛洲者,嬴族所居之洲,湖中有山,山在洲中,四围为水,故亦曰瀛洲”。其言方壶,蓬壶必旧为风族之人,其言瀛壶,必旧为嬴族之人,由此“可知海外三山皆以族氏得名,盖由山东内地,逐渐而东,直达海滨”。古代风与凤通,风族即凤族,正是以凤鸟为主图腾的东夷首领少昊。黄帝时,东夷人受到无情的融合,夏代,以伯益为首的东夷嬴族人受到启的打击,商末,商纣王联合诸候,亲率大军,征伐东夷。周初,东夷人遭到周王朝的征伐,“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,浮潍九邑”。经过一次次打击,东夷人无奈,纷纷向四边迁徙,有的迁入东海边或飘洋过海,东夷的后人为了怀念这些先祖,便编造了神话传说,以说明东夷人没有灭亡,或永远不会灭亡,成了不寻常的人,成了仙人。一是寄托对先人的怀念,二是做为在世间生存的精神支柱。徐福、安期生可能都因为是东夷后裔,所以才热忠于传扬这些神话。比较明确的是徐姓为徐夷的后代,徐夷乃东夷的一支。当时安期生和徐福都是琅琊人,是同乡、同学,是齐方士的领袖人物,秦始皇东巡时,一个“与语三日夜”,一个上书言“三神山”事,配合默契,遥相呼应,如同商量好了一般。徐福很可能受到安期生的推荐,被秦始皇派往海上寻访其嬴姓仙人居住的“祖洲”。汉代《海内十洲记》言汉武帝听西王母说八方大经中有十个仙岛,乃召东方朔询问缘故。其中最前边的就是“祖州、瀛州”,言:“祖州近在海之中,地方五百里,去西岸七万里,上有不死之革”又言:“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,横道,有鸟如乌状衔此草覆死人面,当时起坐而自活也,有司闻奏,始皇遣使者赍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,鬼谷先生云:此草是东海祖洲上有,不死之草”始皇于是,“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五百人,率摄楼船等入海寻祖洲,遂不返。”不难看出,秦始皇屡屡派徐福入海,除寻仙药之外,也隐含着寻访已化作仙人的嬴姓先祖,乞求先祖赐福赐寿,保平保安。

      (六)天子之气在东方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有:“秦始皇帝常曰。“东南有天子气,于是因东游以厌(镇)之。”正是由于这句话,后代学者均认为秦始皇东巡是怕东南方有反秦的政治势力,于是东游镇压。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,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这里,主要是为汉帝刘邦作背景铺垫,以证明其称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,意思是秦始皇都看出他有“天子气”了,他做皇帝是命中注定的。但这句话的下边紧接着有一句“高祖即自疑,亡匿,隐於芒、砀山泽岩石之间。”汉高祖心惊,认为是说的自己,怕被显露,于是隐藏起来。刘邦的妻子吕后去看刘邦,对他说,我为什么能找到你呢,因为你居住的上方常有云气,我顺着云气,一找就找到你。这显然是对刘邦的神化,但这种神化是可以理解的,为什么?一是因为司马迁是汉代的官吏,难免带有汉代感情色彩。明代李贽,在《史纲评要》中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“吕后望气、老妪哭蛇,英雄欺人耳”!二是,司马迁不仅是个史学家,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,文学是艺术,艺术可以渲染夸张。刘邦当时不过是个小小亭长,他个人纵有万丈雄心,秦始皇也不会想到他、看到他、更不会在乎他。况且刘邦的成功,既是历史的必然,也有历史的偶然:论力量而讲,当时项羽的力量比他大得多,假若让刘邦而不是项羽去牵制秦军主力,假如鸿门宴上项羽除掉刘邦,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刘邦。

      秦始皇初次东巡山东是公元前219年,8年之后,即公元前211年,才有陨石落在河南濮阳,当地百姓刻上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七个大字这件事;陈胜、吴广起义也是秦始皇死后的事。我认为,秦始皇常说这句话,主要是指山东,是指嬴族的发祥地少昊之墟,和伯益所在地。少昊、伯益的所在地有“天子气”,即嬴族有“天子气”,这样,秦始皇的称帝即名正言顺,也为东巡封禅和谢祖找到了恰当理由。秦朝定都咸阳,泰山一带的曲阜、莱芜正是咸阳的东南方向,史纪与史实相吻合。古代对封禅大典是看得很重的,无大德不能封,无大功不能封,无祥瑞不能封。《琅琊刻石》中已经载明他论功则“功盖五帝”,论德能“泽及牛马”,东南又有“天子气”的祥瑞,那么封禅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另外,《史记·六国表》也说:“东方物所始,生”,“天作事者,必与东南”,“西方物之成,熟”,“收功实者常与西北”。据此,秦在西北发迹,要寻根祀天,亦必须到东南。

      (七)殂变向东方。1973年在临潼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发现的兵马俑坑,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已经发掘三个俑坑,出土7000余件身高1.8米的陶俑,100余辆战车,800余匹1.5米高、2米长的陶马和数十万件兵器。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:那就是全部陶俑、陶马都面向东方,浩浩荡荡。对这一现象,有的认为他始终对东方不放心,死后也要严阵以待。我认为,秦始皇生前五次出巡,三次到山东,初次即登封泰山,东方是他的先祖所在地,他成就的帝业是东方先祖的神荫和庇护,东方还有他向往的“蓬莱、方丈、瀛州”三神山与仙人安期生,所以他死后仍然向着东方、向着先祖,他的怀祖思乡之情,至死不渝。

      综上所述,少昊不仅为东夷族鸟夷的最早首领,而且是嬴姓的始祖。继承少昊嬴姓的伯益,在虞、夏之际是位显要人物,他不仅在舜时就任九官之一的“虞”,还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曾被选为国家继承人。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生地、封地在莱芜,是莱芜的光荣与骄傲。历史上嬴姓国家很多,但最著名的要数徙居陕甘地区的秦国和赵国。秦国人才辈出,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始皇嬴政。无论怎样,莱芜的嬴是嬴族的源,陕甘的秦是嬴族的流;莱芜的嬴是嬴族的根本,陕甘的秦是嬴族的枝干。弄清了这种源流关系,不仅证明莱芜历史光辉与悠久,而且对于加强莱芜同西部的交流与合作,以及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嬴姓后裔溯本求源和寻根问祖,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  

      主要参考书目:

    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山海经》、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罗泌《路史》、袁珂《中国古代神话》、王献堂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、何光岳《东夷源流史》、安作璋《山东通史》、《齐鲁文化大辞典》、《齐文化丛书》、汤贵仁《历代帝王与泰山》、《峄山新志》、《新泰县志》、《莱芜县志》、《莱芜文物志》(稿本)、《莱芜地名志》(稿本)等。

    (本文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。本文曾于2001年收入莱芜市历史研究组编辑的学术论文集《嬴秦与莱芜》中,2006年又应莱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《嬴周刊》特邀撰稿,分三期(总第659-661期)连载,并在文章之前加了编者按曰:“莱芜为古嬴遗址,作为莱芜人最想知道其形成与演变。对此,市史志办公室逸之先生几年来跋涉在烟若浩缈的史料中,从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字学、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读,对人们了解莱芜历史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”,此次刊发,经作者修改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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